2021年6月CATTI二级口译考题

英译汉 交传

第一篇：国际贸易问题

内容要点：人口老龄化 (aging population)；贸易保护主义 (protectionism)；政策制定者(policymaker)；贸易顺差/逆差 (trade surplus/deficit)。

第二篇：亚太森林保护（滥伐问题）

汉译英 交传

第一篇：中国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经验

第二篇：中国民主人权问题

资料背景：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会见加拿大《环球邮报》总编文字实录

2018年7月18日，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在多伦多走访加拿大《环球邮报》总部，并同该报总编大卫·沃姆斯利(David Walmsley)、评论版编辑娜塔莎·哈桑(Natasha Hassan)、经济版编辑德里克·德克卢蒂(Derek DeCloet)和彼得·斯科恩(Peter Scowen)座谈交流。驻多伦多代总领事庄耀东等陪同参加活动。文字实录如下：

大卫·沃姆斯利：卢大使，欢迎您光临《环球邮报》总部。我报今天刊登了您撰写的评论文章（注：7月18日，卢大使在加《环球邮报》发表署名文章，就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阐述中方立场），感谢您的投稿，这篇文章非常及时。今天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加拿大政府改组了内阁。加政府面临的挑战似乎和中方一样，都是如何同特朗普总统打交道，而且看来加政府的对策之一是寻找其他市场。莫诺财长很重视同中方商签自由贸易协定问题，当然这个问题有些复杂。不仅如此，加中关系还存在其他一些挑战。上次我们见面时，是加政府即将对爱康收购案作出决定之际。您当时曾预测，加政府很可能不会批准该收购案。结果加方果然拒绝了这笔交易。我曾询问加有关部门的考虑，但他们态度模糊，避而不谈。您今天是否能谈谈加中关系，尤其是在昨天欧盟和日本签署了一项广泛自贸协定的背景下，加中关系现状如何，今后将如何发展？

卢大使：今天很高兴来拜访《环球邮报》总部。上次你在渥太华同我会见时，我就说希望有机会来这儿坐一坐。中国驻加使馆同《环球邮报》保持着紧密的工作关系。我们注意到《环球邮报》非常关注中加经贸合作以及中加自贸协定谈判进展，这也是加拿大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。中方对这一问题始终持非常积极的态度，我们随时准备同加方启动自贸协定正式谈判。中加双方在经贸、财金领域有几项对话机制，比如说经济财金战略对话、中加经贸联委会等，双方可充分利用这些对话机制来讨论这个问题。从中国使馆角度，我们希望两国政府主管部门加强接触，尽早安排下半年有关机制和对话。从逻辑上讲，中加两国都面临着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压力，因此两国都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、开拓更多国际市场的迫切愿望。应该说在贸易战的大背景之下，双方共同利益、共同需求更加突出了。加拿大政府改组以后，也许会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精力。

娜塔莎·哈桑：卢大使，您曾说过，环境、劳工法律、人权等议题应在别的场合去讨论。您刚才还说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，现在中加双方有更大的合作需求和开放彼此市场的需求。但加方在多大程度上认可您这种观点呢？现在两国在这方面对话的气氛怎么样？

卢大使：双方只有抱有共同意愿，才有可能进行合作。中加两国国情不同，对一些问题看法不同，这很自然。关键是要相互理解，站到对方的角度去看问题。比如，中方主张要用正确的历史观和大局观，也就是从历史角度和全球角度，去看待人权、环保这些问题。从历史角度看，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和之后对比，以及将现在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对比，就会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民主人权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取得了巨大进步，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经历过这么大的变化。你们也可以放眼全球，拿中国和其他国家比，看看中国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权状况好还是不好。当然西方国家，包括加拿大，很多人纠缠于中国一些所谓“人权个案”，认为个别人的人权受到了侵害。但是他们没有把这些个案放到中国整个社会全局看，没有认识到这些个别人的言行违反了中国法律，损害了中国国家利益和公共安全。我记得19世纪英国学者霍布豪斯说过，自由首先是法制，普遍自由意味着普遍限制。因为如果没有限制，一个人的自由将意味着另一个人不自由。他还说，言和行往往难以区分。言论自由很可能就是制造动乱的权利。这不是我说的，而是英国学者说的。中国现在强调依法治国，我们会因为一部分人违反法律而限制他们的自由，但这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，是为维护中国和平、稳定和安全的环境。如果允许这些个人拥有无限的言论自由，他们可能会制造社会动乱，破坏中国发展的环境。没有这个环境，中国的发展就无从谈起。这可能就是我们之间的观点差异：西方国家认为应允许个人有绝对自由，而我们不这么认为。既然有差异，我们可以求同存异，把分歧放在一边，看看双方能够在哪些问题上达成共识，从而开展合作。

再比如说环境问题，也要从历史角度和全球视野去看。西方国家总是指责中国不注意保护环境。实际上我们也想保护环境，谁不愿意有一个清洁、美丽的生活环境呢？不知道西方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2个现象，一是你们从中国进口大量产品，都是清洁的产品，但它们在制造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却留在了中国。二是西方国家向中国出口大量的废物垃圾，保持了自己清洁的环境，但中国在处理这些废物垃圾时却破坏了自己的环境。西方国家一边享受着中国付出自己环境代价向其提供的美好生活，一边反过来指责中国不注意保护环境，没有和西方国家采取同样的环境标准。这不公平。如果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采取和西方国家一样的环境标准，那么西方国家进口产品的成本和价格将大大提高。我们很愿意这么做。中国很愿意改善环境，正在为此付出巨大的努力。我们用的是自己的资源和资金，没有向西方国家索要补偿。所以在这类问题上，双方应该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。中国人不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，也不愿接受别人强加给我们的观点。

娜塔莎·哈桑：感谢卢大使，您的观点非常好，非常全面。我有点狭隘了。我只是想从大使的介绍中感受加政府是否对这些主张有所退让。此前，即使在同美国谈自贸协定时，加政府也坚持在协议中写入环境和劳工标准。加拿大国内也有人批评政府将这些标准同自贸协定捆绑。我很好奇，您在渥太华和加拿大政府同事那里听到的信息，有没有透露出加方正在转变此前的做法？也许事情进展没有那么快，暂时没有那么多细节，但希望您能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。

卢大使：其实我掌握的细节跟你们掌握得差不多。加政府有一个重要理念，就是“进步贸易理念”，它在同其他国家谈判，包括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（CPTPP）谈判中对此都很执着。我还是那个观点，在一些问题上，不同国家有不同看法，这很正常，但是我们可以求同存异。不要试图把别人接受不了的东西强加给别人。说实话，中国也有很多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东西，也想让别人接受。但是我相信加拿大人也不会接受这样的做法。

德里克·德克卢蒂：我想提一个关于爱康收购案的问题。每个国家对这类收购案都有审查程序。您认为加政府拒绝该收购案的决定是不合理的吗？如果是，为什么不合理？

卢大使：我是觉得不可思议。这么一个简单的建筑公司的收购案，居然能够扯上国家安全。我认为中国投资者可能会很失望。当然我知道，这个问题比我们看到的更加复杂。最近我接触了一些中国在加拿大的企业，他们获悉美国政府近来对中国投资所采取的限制措施，联系自身前景，都表达了一定担忧。比如说，美国放宽了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权限，现在它对中国在美国的任何一起收购案都可以去审查和否决，而不像过去那样，只局限于某些个别领域。中国一些投资者担心加拿大是否也会受到美国政策的影响。我们认为这是逆全球化的做法，违反了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规则。

德里克·德克卢蒂：所以您认为是美国的压力导致加拿大政府阻止了该起收购？

卢大使：我不知道是不是美国政府向加拿大政府施加了压力。但是加拿大媒体有很多这方面的报道。

德里克·德克卢蒂：那么这对中国公司未来到加拿大投资意味着什么呢？

卢大使：正如我在爱康收购案刚刚被否决时所说的，恐怕中国投资者未来对加投资会更加谨慎，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、在什么地方会踩到地雷。

彼得·斯科恩：一些国家面对特朗普的贸易战，纷纷调整策略，在美国之外寻找新的贸易伙伴。中国也希望借机同加拿大进一步发展经贸关系。但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，美国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，中国在把眼光投向加拿大的同时，是否仍会将主要精力放在处理同美国的经贸关系上呢？

卢大使：我们当然要尽最大努力维持同美国的合作关系。我们不希望同美国的关系崩盘、破裂。说实话，这不完全是从中国自身利益考虑，也是从全球利益考虑。因为美国和中国分别是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，如果这两个经济体爆发全面贸易战，世界经济会受到极大影响，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和世界经济复苏都将遭到极大破坏。当前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已经深度融合，美国打击中国，就是打击全世界。因为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，60%是外国在华企业生产的，更何况这些产品中，还有很多中间产品是中国从别国进口的。而且这些外国在华企业里，绝大部分都是美国企业。如果中国出口美国的5000亿产品全部被美国加征高关税，那损失的不仅是中国，美国自己也会受很大损失，世界其他国家都会受到损失。中国有近14亿人口的内需市场，有世界上最全的产业链，我们虽然会承受巨大痛苦，但是能够忍受下来。然而，我不知道世界上其他国家能否承受得了。所以特朗普政府采取的不计后果、不顾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做法，我认为是极不道德的，应该受到谴责。中国在这场贸易战里绝不会退缩。因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在美国的强压之下，如果我们都退缩了，何况其他中小经济体呢？我们是在替世界其他国家抵抗美国的攻击。在此情况下，中加之间应有更多利益、更大迫切感来加强彼此合作，相互开放市场，增加双方的相互贸易。

彼得·斯科恩：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战，基于的理由包括指责中国强制技术转让、操纵人民币汇率等。国际舆论一方面同意美国的做法不理智，但另一方面也认为中国需要解决上述问题。您如何看待这些批评意见？

卢大使：谈到投资环境，要考虑不同国家的国情，正如我刚才所说，要有正确的历史观和大局观。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。我们从改革开放开始就采纳了国际通行规则，否则我们不可能进入国际贸易体系。这个国际通行的贸易规则，本来就允许发展中国家适当保护自己的市场，保护自己的幼稚产业。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，有这个权利，同时国际社会成员都认可中国这个权利。如果中国违反了国际通行规则，中国的投资环境不好，那么这些西方国家企业怎么会在过去40年里，同中国做生意做得那么欢实呢？中国连续几年都是世界第二大外资吸收国，仅次于美国，同时是吸收外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，这就很说明问题。这些西方国家之所以指责中国投资环境不好，是因为中国在遵守国际规则的前提下，通过自己的勤劳奋斗，提升了竞争力，发展壮大了。这些西方国家觉得同中国企业竞争比过去更加吃力了。西方国家企业过去在中国的日子太好过了，因为他们享受着超国民待遇。中国企业需要向国家缴纳正常的税收，西方企业可以免交5年乃至10年税收。中国企业建设工厂需要付出大笔土地使用税，西方企业可以在这方面获得大量减免。现在中国政府采取国际通行做法，给予西方企业国民待遇，他们这些优惠可能没有了，所以他们认为受到了中国政府的不公平对待。当然，中国随着自身发展，正在继续推进对外开放。中国政府宣布下调包括汽车在内的一系列进口商品的关税，降低外资准入门槛，制定外资准入负面清单，这些都是中国政府自主作出的开放市场的决定，实际上超出了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，也超出了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所作的承诺。

至于强制外国企业技术转让，在中国，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或政策如此规定。中国企业同外国企业合资建厂，希望外国企业转让相应技术，那也不是白拿，而是花钱买的，是一个愿买、一个愿卖，你情我愿的事情。外国企业通过转让他们的技术，在中国市场赚得盆满钵满。如果你不愿意转让技术，你可以不来中国投资。但你不能一方面在中国赚钱，一方面还要骂中国。指责中国强制技术转让，实际上是一种偷换概念，是把正常的技术交流合作“污名化”。其潜台词就是，中国没有权利发展高新技术，没有权利在国际价值链产业链上向上提升，只能永远做最低端的产品。

至于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，这又是一个伪命题。要讲汇率操纵国，美国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汇率操纵国。它什么时候想让美元升值，就让美元升值；什么时候想让美元贬值，就让美元贬值。如果说中国“操纵”人民币汇率，那也是我们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表现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，所有亚洲国家汇率都下跌，唯独人民币汇率坚持不跌。这承担了多大的责任啊！去年上半年，人民币汇率曾急剧下跌，中国政府花了1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，稳住了人民币汇率。这有什么可指责的呢？再说，去年人民币汇率急剧下跌，也不是中国政府操纵的，而是国际资本流动使然。如果中国政府放任自流，那现在人民币早就贬值很多了，这样美国人是不是就高兴了呢？所以，美国对中国的很多指责，包括一些欧洲国家的随声附和，都是子虚乌有、似是而非，甚至是别有用心的。

大卫·沃姆斯利：谢谢卢大使，今天我们谈了很多。我们之间进行这种对话是非常重要的。作为结束语，您还有要总结的话吗？

卢大使：我非常乐意同你们进行交流。《环球邮报》是加拿大的重要媒体，在加拿大舆论场有很大话语权。你们也非常关注中国，有很多涉华报道。希望你们更多地报道中加合作的好故事，使加拿大人民能够了解一个现实的中国，而不是虚拟的中国。我们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，这非常正常。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看待中国，是从全局角度看中国的主流，还是只看中国一些次要方面并无限放大？这是一个根本区别。中国驻加使馆希望同《环球邮报》继续保持良好合作。

大卫·沃姆斯利：再次感谢卢大使到访。